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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规模方面来看，根据wind数据显示，目前被动指数型基金共920只（A/C类分开计算，下同），规模合计1.04万亿元，增强指数型基金共计143只，规模共1222亿元。事实上，2016年底时，增强指数基金的总规模仅有759亿元，而到了2017年底，增强指数基金突破了千亿关口，达1001亿元，一年时间，规模增长了31.9%，而此后规模持续上涨。

龙源电力实力雄厚，其2009年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，成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国有新能源发电企业。如今，龙源电力已成为一家以新能源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发电集团，在全国拥有300多个风电场、8个光伏电站和2个火电企业，以及生物质、潮汐和地热等发电项目，业务分布于中国32个省市区和加拿大、南非等国家。截至2017年底，公司各类电源总装机容量达20520兆瓦，其中风电控股装机容量18395兆瓦，继续保持全球最大风电运营商地位。

最后，要进一步平衡资源分配。无论房价还是房租，体现出的分化正是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结果。城际间的房价房租差体现的是综合资源不平衡，城市内的差价则体现了教育资源等的失衡。当一些特大城市一面在企图疏散人口，另一面却发现更多人口正在涌来；当一些人已经想要“逃离”特大城市，另一面却发现近乡情怯的找不到生活新位置，这种结构性的错配正在带来房价畸高和效率低下。

（五）加强全面质量管理。明确企业质量方针目标，建立覆盖全员、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，持续提高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，确保持续稳定地提供满足法律法规和顾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，优化顾客体验，提高顾客满意度。加强供应链质量管理，建立完善第二方质量审核制度，对重要供应商的质量、技术、工艺、设备和人员等进行指导和监督。积极应用卓越绩效模式、六西格玛管理、精益生产等方法，开展质量风险分析与控制、质量成本管理、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等活动，全面提高企业质量管理能力。

22.86亿农民工外出打工没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，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。20世纪70年代末期，他们开始走出贫困的农村到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寻找工作。他们在那里的流水线上工作，建设高楼大厦，修建公路和铁路。中国昔日作为“世界工厂”的声誉主要归功于农民工。简单的服务在农民工中也很常见，如街头小贩、服务员或工匠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，2016年，52.9%的农民工在制造业工作，46.7%的人从事服务业。

此外，我国医药行业的并购同样受到产业政策的助力。从制药领域来看，2011年开始实行的新版GMP、2016年开始实行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政策，以及2017年4月开始推行的“一致性评价”，对医药行业并购有较强推动作用；从药品流通领域来看，“两票制”之前，药品流通企业能够以多次开票的方式减少资金占用，延后付款时间，降低企业自身的资金运转压力。实施“两票制”之后，医药流通企业必须在药品购买时就垫付大量资金，承担资金垫付的风险，且分销营利被大幅砍去。“两票制”和“营改增”税制改革的全面推开，成为医药商业龙头们纷纷进入“大鱼吃小鱼”的兼并高峰期的重要推手。